“洗脑”:中情局授意下诞生的词语

正因为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,有关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细菌战的供词,美国当局一直持否认态度,说这是“传统式的天大谎言”,是搞的“宣传战”;

所以,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《迈阿密新闻报》的记者爱德华·亨特连续著书立说,大肆宣扬的“精神控制”,即“洗脑”,也就是Brainwashing。

一开始,美国中央情报局确信,确信美国空军战俘的招供,源于“恐怖”的“审讯手段”。

因为“只有酷刑和反复威胁两个组成部分”才能逼迫美国空军“战俘在朝鲜的认罪令西方国家难堪”;

也只有“酷刑和反复威胁”才能致使那些美国空军战俘在朝鲜的认罪,竟然“从武器、时间到技术细节,信息都完整无缺,足以证明生物战争的线%的被俘士兵都在压力下屈服了,为敌方宣传做出了至少一项贡献”,五角大楼实难接受。

让五角大楼更难接受的是,并无点滴证据,可以证明其所有美国空军战俘的招供,是因为受到使了“恐怖”的“审讯手段”。

既然所有的供词都是真的,都不是以“酷刑和反复威胁”获得的,都不是“恐怖”的“审讯手段”的产物;

那么就只能是“如此多的盟军战士与俘虏他们的人合作”,心甘情愿地“合作”,坦白指认当时朝鲜半岛上存在细菌武器,都来自美国的生物实验室;

那么,为了掩盖罪行,逃脱罪责,五角大楼只能是唆使爱德华·亨特创造了“洗脑”一词——

1953年4月初,美国驻联合国大使、参议员亨利·卡伯特·洛奇与中情局人员见了面。

洛奇当时正忙于反驳苏联针对美国在朝鲜使用生物武器提出的指控,然而他所面对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现实:如果美国并没有投放生物武器,为什么军官们争先恐后地排着队承认。

洛奇痛苦地说,对此深恶痛绝……主要是因为简直无法对那些影像和美国飞行员的声明作出解释”。

一个月后,在“朝鲜蓟”项目的一次会议后,中情局人员谈起洛奇采用了他们的解释:

“……洛奇参议员对将苏联和中国使用“洗脑”手段作为美国在联合国宣传武器表示出强烈兴趣。洛奇参议员表示,他要找到一个戏剧化的词语,它既要能够引起恐惧,又要能够谴责苏联的行径。”

制作“舆论攻势”是为了面对“与战俘有关的公众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慌和疑问”。

中情局似乎并没有告诉洛奇,那些用来解释俘美军认罪的说辞并不是刚刚从苏联获得的绝密情报,而是记者爱德华·亨特在《迈阿密新闻报》上创造出来的。

他们当然也向他隐瞒了另一个重要事实:爱德华·亨特是领着中情局薪水的宣传人员。

“洗脑”,其实是在中情局授意下诞生的词语,就这样被兜售给了美国政府、联合国、媒体和全球公众。(多米尼克·斯垂特菲尔德:《洗脑术——思想控制的荒唐史》,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)

财联社7月13日电,7月1日至10日,浙江全社会用电量213亿千瓦时,同比增长10.5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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